回顾他的一生，便能看到中国研发核武器的全部历程。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发展奋斗终生，他就是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专家——朱建士。

朱建士（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研制“争气弹”

朱建士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任职。当时，他对原子弹领域一无所知。在北京第九研究所，朱建士跟随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深入学习了原子弹设计理论。1959年6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撤走专家团队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相关技术资料。面对这一挑战，党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启动了原子弹的自主研发计划。为了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他们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取名“596”，并将其称为“争气弹”。为了造这枚“争气弹”，海量的计算工作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项重任主要由朱建士所在的力学组承担。在资源匮乏、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朱建士以身作则，带领团队“三班倒”，使用简陋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夜以继日地运算相关数据。

朱建士使用的计算尺（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计算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难题：一个计算结果始终无法与苏联专家先前提供的数值相吻合。为此，团队历时半年多，反复验证了九次，消耗的稿纸堆积如山。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著名的“九次计算”。这段经历让朱建士与全国顶尖科学家展开了思想碰撞与激烈讨论，锻炼了他的科研思维，使他对原子弹物理变化过程及其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朱建士（左一）与同事在核试验基地沙漠中行走（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64年7月，朱建士前往新疆，全身心投入原子弹研制工作。他参与了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到将试验装置送上试验铁塔的全过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广袤大地上成功引爆。这颗“争气弹”的成功爆炸，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朱建士参加核试验时在罗布泊留影 （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一心钻进去”

“一心钻进去，是可以很快取得成绩的，大学学的即使全部用不上，但培养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工作能力等是最宝贵的，现在深感缺少的倒不是少看了几本书，而是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朱建士致其挚友曾锦光书信中的话。一直以来，朱建士潜心钻研，勇攀科学高峰，这或许就是他的工作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形成的基础。在科研实践中勇于构想，经过周密推理与反复探讨，最终以实验验证。这是核武器理论设计者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

朱建士给研究生上课（九所提供）（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他的整个学术科研生涯中，无不贯穿着对工作效能、思维模式及问题解决策略的强调，这些也是他不断向自己的学生传授与强调的核心理念。

时代的烟火气

“我原打算春节能回家，不过工作不一定能行。”“几个月没通信，也想念你!我这里很好，工作忙起来了……学校很久没去了。”

朱建士的信件（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朱建士与曾锦光的书信往来中，记载着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时代的特色与痕迹。科研工作紧迫、繁忙，朱建士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即便如此，朱建士与科研人员在北京共度的春节也洋溢着别样的“丰富与多彩”。除夕夜，众人一起包饺子增进情谊；单位组织科研人员一同观赏京剧《满江红》……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春节庆祝变得朴素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也十分有限，朱建士却认为眼前的这些困难微不足道，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这些书信提示出朱建士先生亲切自然的一面，带有那个年代的烟火气，似乎离我们很远，又很近。

人物生平

朱建士（1936年3月28日—2011年12月18日），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流体力学、爆炸力学专家。1958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等职；1990年担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博导；2002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及检验核武器爆炸性能的试验结果分析工作，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作出了杰出贡献。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在目标规划的制定、技术路线选取、组织实施以及具体技术工作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各次核试验的成功和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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